大家好，我是朱清林。距离第一篇文章《种一棵自己的树》发布，已经过去三个月。这期间我一直在为婚礼做筹备，6月28号婚礼圆满结束，感谢朋友们的祝福和倾力相助！

今天，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成长、关于爱、关于公益的旅程，也是一段我在公益一线工作多年后，内心深处真实的回望与思考。

我从小生长在豫南的偏远农村，10岁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下地干农活，经历了农民的艰辛。尤其是看到母亲每天忙里忙外，风吹日晒，从未有过轻松的日子，我心里就像被什么揪了一下。那时我就暗暗立下决心：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考上大学，离开这片土地，带母亲走出这苦日子，让她过上有尊严、有体面的生活。

2003年，父亲在久病之后离开了人世，家里本就拮据的生活陷入了困境，母亲独自撑起整个家，由于家庭的重担和债务，她无力再供我读书。2007年2月，在张叔叔的介绍下，我和同县另外十个孩子，被送往北京的光爱学校。当时听说能够来北京读书，心里充满各种美好想象，因为之前对首都北京的认识，还是来自同学们的炫耀声中。

1.第一次远离家乡：憧憬和不安

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为了节省路费，我们买的是绿皮火车的站票。车厢里人挤人，我们从驻马店一路站到了北京西站，站了一夜。那种身体的疲惫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我记得清晨到站时，透过车窗看到北京的雾霭时，我内心翻滚着不安和憧憬。

紧接着，又是一段晕车的折腾，从北京西站坐公交车到顺义后沙峪的马头庄。同行的小伙伴一个接一个呕吐，我也没能幸免。经过几次换乘之后，终于到达了光爱学校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栋老旧的二层小楼，变色脱落的墙皮、院子杂乱、空气里带着霉味——这里竟然就是我梦想中的“北京学校”？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看着窗外，仿佛还置身于公交车里，外面的景物在移动。

当时加上我们，也只有不到20个学生。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，光爱学校就来了100多个孩子，吃饱饭都成了问题。后来石青华校长拍的芬必得的公益广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，各家媒体接踵而来，我们常被邀请出去参加各种晚会活动的演出。这对我们来说，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够饱餐一顿美食。

2007年底大合影，整理之后的校园

2.我的光爱岁月：成长、求知与反哺

刚到光爱最初一个多月，我们没有上课，而是在老师的带领下打扫房间、清理院子里的垃圾，修补破烂的地方，感觉像是在开荒。那时候，我才真正明白，这所学校是靠一群人硬撑起来的，是用心堆砌起来的“希望的家”。

当时我刚升六年级，成绩还不错。来到光爱后，因老师人手不足，我竟然跟着李纯良老师一起，暂时担起了代课老师的角色，去教四年级和五年级的课程。这份责任让我比同龄人更早地理解了“担当”的意义，后来我也成为光爱学校第一届的学生会主席。

在断断续续的学习中，我勉强读完了初二。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当时光爱学校的第一批老师，他们大多数是刚大学毕业，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陪伴我们生活和学习，给予我们鼓励和希望。他们分别是李纯良老师、曾庆余老师、周若吉老师、李凯老师、晏岭老师、胡迪老师、汪先龙老师，还有石青华校长，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老师。

在李凯老师的帮助下，我第一次接触了电脑，并迅速迷上了编程。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束“个人的光”，在被动的人生里第一次感受到“掌控感”。后来我用半年的时间自学了网页制作和程序开发，在无数个深夜里，一边照顾学校的事务，一边敲打键盘，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出路。

2011年，我尝试走出光爱，在外从事了半年的网络维护工作。在这之前的四年里，我们经历了光爱学校的五次搬家。2012至2013年，我再次回到光爱学校，担任计算机老师。之后，我又进入互联网公司工作，成为一名程序员，月收入一度接近两万元，这在当时让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了不起。可即便如此，我的心里始终牵挂着光爱。

2019年，当安徽金寨县光爱学校日益壮大，北京光爱学校负责综合办公室的汪老师去了安徽校区，石青华校长的一通电话，让我毅然决然地再次回到了这个家。那一年我二十五六岁，本以为只是短期帮忙，结果一留下，就是五年。

很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，放弃了高薪和职业前景，错过了互联网的红利期，每月只有三千元（还经常被拖欠）的工资，可在我心里，光爱就是家，家里需要我，我就应该回来。

回到光爱后，我肩负起了学校日常运营的重担，负责后勤管理、外联接待、宣传筹款等大大小小的事务。每天早上八点左右上班，忙起来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村里租的房子里。白天处理杂务，只有晚上才能静下心来写代码和做短视频。那段日子，真的是连轴转，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八拨志愿者。我深知光爱学校面临的困境——资金短缺，老师工资拖欠，即便在最热的夏天，教室办公室的空调也全都停了，老师学生们只能吹着风扇。

为了让光爱学校能够更好地发展，我曾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达成合作，利用一年的业余时间开发了“光爱乐捐”微信小程序。我的初心是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，为光爱搭建一个更便捷的筹款平台，通过大家捐赠闲置物品，实现交易后的金额直接捐赠到光爱学校的专项基金里。上线一年多，成交后的捐赠不过两千多元，再加上我自己独自承担平台运营的成本，这让我不免有些灰心和感到压力。但这是我用心、用行动做出的回应，哪怕只是一次尝试，也是我作为技术出身的“公益人”的自我坚持。

光爱学校给予我的，不仅仅是栖身之所和学习机会，更是内心深处的成长。它让我从一个不敢直视别人的孩子，变得能站上舞台分享自己的故事；从一个“接受帮助的人”，成长为“愿意去帮助他人的人”。这份内在的变化，比外在的成长更重要。

凤凰网公益采访《何处是我家》

2023年，凤凰网公益对光爱学校进行了采访，我有幸分享了我在光爱的故事 。当时，北京光爱学校只剩下4个能授课的老师，全职教职工从22人变成了10个 。尽管校长石青华曾明确提到北京光爱学校“一定会消失”，但我内心深处依然抗拒这一天的到来 。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，如果连光爱都没有了，他们又该去向何方？

3.公益一线的思考：从情怀到现实的平衡

在光爱学校工作的这五年，可以说让我陷入了一种困境（感谢在工作中给予我信任和鼓励人），就像有句话说的，做公益把自己做成了“弱势群体”。每个月到手的薪资很难供应日常的开销，还要经常吃老本。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久，一方面是觉得年轻，不计较那么多的得失，另外也是对光爱的一种深厚情怀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把光爱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只想成为帮助者，不想一直成为索取者。因此，我既本分又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只得自己该得的，为光爱学校争取该有的利益。

也许正是这种单纯的认识，让我曾一度陷入困境，最终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现实，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。后来我离开了光爱学校，这也算是放下了某种执念。

现在，我在另一家社会组织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，并且还能兼顾“排骨计划”公益项目，继续帮助光爱学校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方式。从我的亲身经历中，我总结出一点：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即使有公益情怀，也很难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线的公益工作中去，因为这常常意味着很难有自己的生活保障，除非是别有用心，能够获得大家看不到的利益。

很多人做公益，起初是出于感动、热情或对他人遭遇的共情，但如果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和独立的人格支撑，这种善意很容易在现实的磨损中消耗殆尽，甚至演变成被动付出、自我牺牲，最后产生怨气或放弃。我认为，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方式是，在保证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，顺便参与自己感兴趣的公益项目。能够帮助到别人，依然能够带来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如果真的想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公益事业中，那么至少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经济支撑，避免自己成为“弱势群体”，或者说，成为公益的“受害者”。这并不是功利，而是为了能更长久、更有效地去帮助他人。

4.“排骨计划”：以爱之名，持续守护

即便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光爱学校，我的心依然和那里的孩子们紧密相连。平时依然帮助光爱协调外部资源，对接公益活动，只是不再负责光爱内部的事务管理。

在2024年1月份，我和志愿者梁徽徽老师与北京关爱明天慈善基金会正式合作，成立了“排骨计划”专项基金。这个基金的宗旨非常简单而纯粹：帮助困境儿童和弱势群体，改善他们的伙食和生活环境以及学习。目前，我们主要聚焦于光爱学校的困境儿童，希望能通过“排骨计划”，持续改善他们的伙食质量和校园环境建设。这项计划已经坚持了一年多，及时帮助了光爱学校日常所需，为孩子们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温暖。

5.尾声

我们常用幸运或者不幸来形容人生，智慧书上有句话说“人在少年时负轭，这原是好的。”可能年少时，没有太多的选择和逃避的机会，再加上韧性比较好，容易被命运之主塑造。我并不是吹捧苦难，而是希望我们在经历痛苦和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仍能接受和面对这一切，勇敢地走下去，将会看到答案。

感谢光爱，也感谢那段不容易的岁月。它让我认识了自己，也让我更坚定了要走这条路：不盲目、不粉饰、有温度，也有边界。
这条公益之路，我还在走着，也希望你能陪我一起看见、思考、行动。